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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易记域名4166注册:你看看别人家的妈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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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刘卫华自述)

别人家的孩子,从来都是完美无瑕,永远站在制高点俯视你。

  学着心疼妈妈,训练为他人着想

  告不告诉婷儿,父母已经离婚

比如刘亦婷。十多年前,她考上哈佛大学的报道就铺天盖地而来。

  同情和关心他人,是情感智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关系到孩子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对独生子女父母来说,孩子在这个方面的情商如何,更是关系重大。如今的中国是独生子女社会,一个孩子是3个家庭的未来,是3个家庭的希望,是6个成年人的精神寄托!如果培养出一个性格忧良的好孩子,那幸福是没法形容的,但如家里出了一个逆子,那精神痛苦则不堪言状。在我熟悉的人们中间,有对父母非常好的,也有对父母很不好的。那些严格要求子女的家庭,孩子都比较孝敬父母,那些娇惯溺爱孩子的家庭,子女对父母都比较凶。这说明朋友之间“以心换心”的模式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奏效,那些指望孩子“长大了就懂事了”的纵容型父母,多半都会痛感“亲生的孩子怎么像条狼?”

  过完春节,姥爷和姥姥启程去鄂西,我和婷儿也从三峡逆流而上,经重庆返回成都。

无论是校刊,还是杂志,或是报纸上,刘亦婷的故事都像个神话,以光速传遍大街小巷。

  情商专家的研究结论是:善良和体贴是孩子遗传基因中就具备的天性。但如果后天得不到很好的培育,那么就会消失,如果你希望孩子长大后具备同情心、爱心以及责任心,那你现在就必须对他们寄予这些希望。尤为重要的是,光靠说教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让孩子有亲身经历、因为人的大脑分为思维和情感两个部分,人际关系方面的情商技能,只有通过亲身体会才能有效地在情感大脑中发育出来。

  一路上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告不告诉婷儿父母已经离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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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道理十几年前我并不清楚,我只是简单地想到:应该及早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孩子变成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人。对于3岁10个月大的婷儿来说,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从心疼妈妈入手,培养为他人着想的习惯。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训练成功地培养起了婷儿的同情心,使她对别人的情感和思想非常敏感,老师和同学都能感受到她减轻他人痛苦、替他人分忧的纯真情感,并因此而喜欢她。不仅如此,这些训练也给我们当年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以婷儿的观察力,我不能指望她注意不到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

榜样

  从(1985年)元月2号起,我要求婷儿在我生气的时候给我消气,很灵验。每当我因为她做错了事而生气的时候,婷儿便依偎在我身边对我说:“妈妈,我错了,你别生气了,我给你背首诗消气啊!”说完便奶声奶气地背着:“朝辞白帝彩云间....”诗还未背完,我早就愉快地笑了。婷儿还用唱歌的办法为我消气,她头两天喜欢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后来又唱“摇啊摇,我的宝宝要睡觉”,今天唱的是《草帽歌》。我还没有细想,这样做对她到底有什么益处或害处,但是对我却大有好处了。前些时,我总是很难把生气的情绪很快消除,这样一来,我只用几秒钟就换了心情。客观地说,我高兴起来,婷儿也很高兴,这对我的身体和我们之间的气氛是很有益处的。我想,也许这是在要求婷儿对他人尽责吧?至少她要对我的情绪负责任,妈妈心情愉快就活得长,她就可以和妈妈在一起多过许多幸福的生活。

  想来想去,我觉得只能本着这个原则行事,那就是,怎样做才有利于婷儿心理健康?

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有一腔急起直追的热情,好像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就能去哈佛与她相会。

  因为我咳嗽,说不出话,不能给婷儿唱歌,讲故事,婷儿说:“那我就给你讲。”她要讲好笑的故事,这样就开始编“愚蠢的故事”、“奇怪的故事”。(如:地里面长了一棵树,它长啊长啊,长得很大,树叶全是手电筒,你说奇怪不奇怪?)编了许多,大同小异。这是个很好的兆头,要注意启发她的想象力,幽默感,这对她今后的事业,益处无穷。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越小知道父母离婚,造成的心理冲击越小。我4岁的时候就知道父母因为爸爸被划成“反革命右派”而离婚了,在小小的我看来,离婚是一件奇怪而自然的事情,就像白天出太阳、晚上出月亮一样奇怪而自然。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和比我小3岁的弟弟也和我一样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父母离婚这件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些初中同学骂我是“反革命的女儿”、“妈妈是离了婚的”,当时我也只觉得她们说的是事实,并不感觉特别受伤。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已为人母的我看到这本书《哈佛女孩刘亦婷》,顿生他乡遇故知之感,立马买回去深度阅读。

  这会儿,我可爱的女儿已给我挤好了牙膏,等着我去刷牙,她自己则坐在被窝里唱京剧,还说:“这段京剧要拿着袜子才能唱!”因为她的红袜子就放在枕头边,是她惟一能拿到的“道具”。

  如果我是在15岁被别人骂的时候,才知道父母离婚的真相,冲击就要大得多!还是让婷儿像我一样,在弄不清“离婚到底是什么”的年龄,就知道父母离婚这个事实吧,就像知道太阳和月亮东升西落一样。

梅花香自苦寒来,刘亦婷的成功凝聚了她父母亲十多年的心血,甚至还有姥姥姥爷等家人的优质付出。

  ...... 这些训练使婷儿同我的感情交流变得频繁,也很有内容:一次在路上走,她要求我把手套去掉,说是“隔着手套就不能把我的爱传给你了”。一个3岁多的孩子能有如此动人的情感体验,何愁她长大以后不懂感情!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告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阅读过刘亦婷的成长轨迹,正视了自身的不足,也更明白因为别人家妈妈的付出,才有了孩子的卓尔不群。

  不过,我在“关心他人”的训练上也有操之过急的时候,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1985年春节我带婷儿到姥姥家探亲期间:

  据我观察,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大人对坏消息的态度远比坏消息本身的冲击力大得多。想当年,我妈妈绝望得几次试图自杀,但在我们面前却始终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记忆中,她没让一丝一毫的恐慌和哀怨与“离婚”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我们既没有见过父母争吵打骂的恐怖场面父亲早已入狱,也没有从妈妈和“保姆”姚婆婆那儿听到任何解释,就这样平静而抽象地接受了“离婚”这个坏消息,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当时我们兄妹都寄养在姚婆婆家)。此刻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妈妈没有让离婚的阴影笼罩我们稚嫩的心灵。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像妈妈那样平静而抽象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婷儿吧。

一是,刘妈妈异常珍惜学习资源,并能学以致用。

一本《早期教育与天才》,让她如获至宝反复研读。早期教育先行者的智慧结晶,让她大开眼界。

卡尔威特说:“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教育而不是天赋。”她对此深信不疑。而先行者们培养出优秀孩子的成果,让她践行早教时异常笃定。

她不失时机地提供一切让孩子心智发展的机会,尽力避免“儿童潜能递减现象”。

为了培养英语语感,她让孩子看了一年多的英语电视节目。为了节省时间,她讲故事时录音,随后让孩子听录音看故事,自己抽空洗漱。

到上海考试,她给刘亦婷买了一套《红楼梦》的连环画,让孩子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她也给孩子看越剧《红楼梦》,多渠道培养孩子的审美情趣。

连在弟弟房里发现《家庭日用百科全书》,她也用表格来给女儿测智商。孩子成绩万里挑一,大大鼓舞了全家人。

如今,我们的育儿资源浩繁,认真学的父母不太多,学以致用的更少。

  回家后,家里有个比婷儿更小的孩子需要包括婷儿在内的人照顾。对此,我缺乏思想准备。当婷儿不能自觉地小声说话、关门、轻轻走路,以利于小弟弟睡觉时,我就对她简单粗暴地威吓,人多的时候,也是用粗暴的态度来控制,动不动就吼她,斥责她、这一点使我吃够了苦头,一是婷儿很快就学会了我新使用的那些词,什么“跟我顶嘴”、“犟嘴”等等,而且也动不动就吼我;二是我的高压政策失灵后,脾气就更急躁,心情更烦,态度亦更坏。

  拿定主意之后,我就在船过三峡之时,态度平静、直截了当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了婷儿。正如我所估计的那样,孩子对超出自己理解力的事情是不会产生多大兴趣的,婷儿听说“离婚后,妈妈会和婷儿住在一起”,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对她而言,只要能生活在朝思暮想的妈妈身边,天天享受吸取新知识的乐趣,就已经很满足了。

育儿没有那么容易,父母都有自己的手机。

尽管我极少看电视,也愿意花时间教育孩子,但利用资源的能力远不如她。有时候书买回来就放在那,或者看一半停一半的。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快到离家的时候了。我马上决定调整和婷儿的关系,恢复耐心讲道理。我同婷儿约好,双方都不吼,谁吼,对方就提醒。这样见效也很快。

  对我来说.让婷儿不受震动地知道父母离婚的现实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面等待着我的,是更为严峻的挑战:从现在起,我只能单枪匹马地实施我的育儿计划了,我究竟该怎样做,才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把婷儿培养成杰出的人呢?

自己的孩子耐心教,优质的资源利用为宝,才能在科学育儿的路上走得更好。

  这段弯路提醒我:身教确实重于言教,简单粗暴的方式绝对教不出温文尔雅的孩子。

  我所知道的那些早期教育的先行者们,都没有遇到过我这种情况,他们都是家境富裕、夫妻和谐的家庭,而且,他们都把良好的家庭气氛看做孩子成才的一个必要条件。

二是刘妈妈坚毅,排除万难教好娃。

一出生女儿就腹泻了56天,刘妈妈仍然坚持给她做婴儿体操,训练体力。持续刺激听觉和味觉,让刘亦婷形成积极、主动的性格特征。

15天就开始进行“‘语言输入”训练,无论做什么事,都跟宝宝说一说。6个月大的刘亦婷,听到鹿鹿两个字,立即转过去用目光紧盯着小鹿玩具,迎来了第一道“智慧的曙光”。

刘亦婷1岁8个月大,刘妈妈遭遇离异,孩子被迫送到姥姥家寄养。她丝毫不气馁,离婚不改初衷,坚持“先培训,后上岗”,育儿计划照常进行。

多少妈妈离异后,收拾自己的情绪都很费劲,更谈不上精心育儿。不得不感叹刘妈妈的坚强,她还不忘让娘家人尽可能地写信记录下女儿的情况,并实时反馈。

  最佳时间段,专心学识字

  但是我想,父母双全并不是“良好的家庭气氛”的必要条件,有时候还是不利因素,尤其是当大人吵架和对子女教育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亲家庭也有单亲家庭的好处不会与其他的教子方法产生矛盾。只要我能预防家庭残缺对孩子成长的不利影响,坚定不移地在婷儿身上实践早期教育的理论,应该可以把婷儿培养成素质优秀、人格健全、有能力创建幸福生活的人。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女分离的忧愁,是阳光无法抵达的阴云密布,是母亲心中无言的伤痛。

但刘妈妈没有受这种情绪的干扰,事无巨细地沟通育儿方法。这一年多的时光,成为孩子一面适应新环境,一面继续学习的黄金期。

母女重聚,“验收很满意”。孩子不但知识量增长,还特会心疼人,这一切都离不开刘妈妈真诚教育的奉献。

  每天晚上临睡前,婷儿的精力最集中,只要允许她坐在床上做事,她干啥都愿意,而且不嫌时间长。我就把对这个年龄段来说难度最大的学习活动安排在这个最佳时间段:

  具体而言,家庭残缺的最大不利是容易导致孩子心理残缺。如果大人因为过分溺爱(或心怀怨恨)而不能用正常的心态去对待自己孩子(要么因为离婚而百般迁就孩子;要么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累赘而随意打骂或不管...),就有可能使孩子形成无法弥补的心理缺陷。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单亲父母的心理一定要健康,要尽最大努力让孩子觉得单子之家和双亲之家没多大区别,自己和别的小孩一样正常。

三、刘妈妈以身作则不断成长,及时反思调整育儿经。

教育的最好准备是完善自我。刘妈妈编辑工作繁重,又积极准备职称考试。

她还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可为了能亲自教育刘亦婷,她忍痛放弃了师从余秋雨的机会。

刘妈妈在育儿路上也曾走过弯路。比如为了准备考试,刘妈妈把孩子送进全托幼儿园。

20天回来后,发现刘亦婷淡漠、爱猜疑、小心眼,于是赶紧接回来精心调养,好在没留下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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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亦婷

还有一次走亲戚,亲戚家有个小弟弟需要照顾。刘妈妈操之过急,粗暴地对女儿威吓吼叫,孩子以牙还牙。

回家后,刘妈妈及时修复关系,耐心地跟孩子讲道理,见效很快。

她领悟到:简单粗暴的方式绝对教不出温文尔雅的孩子。

  二十几天前,我开始训练婷儿倒数数的能力(这是一道7岁孩子的智力测验题,婷儿快3岁时没通过的),3天时间(临睡前几分钟),她通过分解两位数中哪位在前哪位在后,然后反过来说的方法,学会了倒数两位数。第5天,我就要她直接回答,居然成功了。间隔了十多天后,昨晚她忽然想起这个游戏,又要考我,考来考去,她忽然也能倒数3位数了。[HT】

  如果婷儿是个男孩儿,家里没有爸爸提供男子汉的榜样要难办得多,好在婷儿是个女孩儿,我自信有能力为她提供一个现代女性的好榜样。我打算白天上班时送她去上幼儿园;幼儿园放学后到她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全部用于她的智力开发和性格培养;等她睡觉之后,我再开始自学电大中文课程一这不仅是编辑职业的需要,也是教育婷儿的需要,我必须不断补充新知识,才能继续引导女儿,和女儿一起成长。

这本生动的行走育儿教科书告诉我,即便是普通的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

  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促使幼儿尽快从“模式记忆”发展到“分解记忆”,有利于早日转向通过偏旁部首和笔划来学认字。我一直希望婷儿快点学会认字,早日进入自己阅读的阶段,我好腾出时间搞学习。

  录故事做“奖品,一举多得

而你是否能做别人家那样的榜样妈妈,是孩子走向辉煌的大前提。

一元也是爱,感谢打赏,么么哒!

  从婷儿4岁生日起,我正式开始教她认字。我给她念一个故事,教她认故事中的两三个笔画较少的字,效果很好。现在婷儿认字正在脱离“模式记忆”阶段,她已能接受从字的笔画、构造入手来识字了。这一点是从去年冬天学三横一竖的“王”字开始的。“王”字上面加一点,就是“主人”的“主”,于是婷儿写出了第一句话“一个小主人”。开始写的时候,“一”是竖着的,“人”是横着的,5个字各在一万,互不相干。现在她已能从左往右写了,但笔划还是乱的。大前天写“萝卜”的“萝”,她就写倒了,可见还缺乏倒顺观念。这正是“模式记忆”的特点之一。我从为4岁时写字是次要的,只是识字的一个辅助手段,于是就想出让她在塑料小板上拼字。用锡箔纸搓的小棍摆字的办法,这个办法挺有效。我准备用纸壳剪成笔画来让她拼。

  回到省文联宿舍,时值1984年2月底。简单地把家里收拾了一下之后,我赶紧带着婷儿去找我的一位同事,问他帮我联系的幼儿园情况如何?同事告诉我,他联系的是教育局的教学示范单位一成都市第三幼儿园,院长和书记是他的老熟人,她们都说让婷儿在三幼上小班没问题,但上半年不能插班,只能等9月份开学的时候入园。

  刚开始,我担心婷儿还缺乏分解声母韵母的能力,没有打算正式教她学拼音,但是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也许要学会了拼音才能分辨声、韵母?是的,我错了,应该马上就开始教她声母和韵母。刚巧我的老领导里克爷爷从北京给婷儿寄来一套带拼音的彩色童话故事集,正好用来做教材。

  这下我可遇到难题了!我当时的7O元工资加上婷儿父亲每月20元抚养费,只够我和婷儿吃饭和买书,连添衣服的钱都没有,根本不可能请保姆,更不可能请半年假在家带孩子。我只有硬着头皮带婷儿到编辑部去上班。恰好那时候领导安排我脱产两个月参加“整党”学习,婷儿就天天跟着我到单位开整党会。

  这样做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我在一个多月后写道:

  我们当时的主编李累老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好领导,为了方便我照顾婷儿睡午觉,他特意把每天下午的会议安排在我家客厅。这样一来,婷儿可以睡到下午3点才起床,起床后可以很方便地喝水吃水果,还可以带着耳机用录音机放放事听那时候,老办公室里还没有电源插座呢。

  一、识字

  那段时间,婷儿的日子可真难熬啊,但是她从来没有在整党会议上缠着我吵闹过。因为我十分注意不让婷儿处于“精神饥饿状态”,总是让她有事可干,而不是放任自流,随她在会议上吵闹或在院子里无所事事地游荡。每天上午在办公室开会,我都带着一大堆图书和画画的用具,一会儿让婷儿看书,一会地让婷儿画画,一会儿让她到小花园里去数花、找蚂蚁... 文联的人见了都夸“婷儿好懂事,好乖哟!”其实,只要孩子不感到无聊,都会像婷儿一样乖。

  l、速度加快了,我注意选择跟学过的字有关的生字让婷儿认,如从“工”到“土”、“干”,从“大”到“天”、“太’,从“刀”到“力”“刃”,抓住特点,一次就能记住几个字形相近的字。

  婷儿表现得好,还跟我的“奖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从她回成都起,我总是把她最想要的东西拿来做“奖品”,要求她用好的行为来换取。在整党期间,我给她设的奖就是:“只要妈妈开会的时候你表现得乖,晚上妈妈就给你念书录故事。”为了领到“听故事奖”,婷儿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学习自我克制。

  2,分解能力加强。已习惯于通过笔划、偏旁部首识字、记字。

  随着夜幕降临,婷儿的幸福时光也对开始了。每天晚上我都要把婷儿抱在怀里给她读一两本连环画,一边读,一边录音婷儿听的故事磁带都是我自己录的。录音时凡是遇到她没接触过的新词,就马上给她讲解,每次讲完故事,还要引导她简单地复述故事,第二天下午就让她边听录音边自己翻书看。

  3、兴趣更高,我很注意讲解字义,尤其是字的本义,字形和字义之间的关系,使婷儿感觉有趣,无形中加深了理解。这种对字的本义的探求,积累起来,便会对民族的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认识。对于探求民族精神是有益的。

  我这样做有五个目的:一是为了让婷儿在识字之前也能看懂图书;二是为了节约大人的时间,录一遍音她就可以自己反复放着听;三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语感,在反复听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加深对语句和语境的理解,迅速提高阅读能力;四是为了扩大孩子的词汇量,那些听熟了的词语和句型会不知不觉地存入大脑,有助于孩子掌握准确而规范的表达方式;

  二、写字

  五是为了熏陶高尚的道德情操,我选录故事的原则是尽量找名著,人类各种美好的思想感情,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她的灵魂。

  进步幅度出乎我的意料,13日夜婷儿要求我讲《宝石灯》,我说你要能自己学会写“宝石”二字,我就讲。等我洗漱完毕,婷儿已写好“宝”字,正在学写“石”,写完后首先问我:“你看‘横’平不平?”我说:“比过去平多了,但还不够!”婷儿又写几横让我看,表现出对“横平竖直”的自觉追求。14号在李累家里,她自己写的“宝石’二字,无论大小、排列都很合适,同当初那个倒着的“萝”字相比,简直天上地下,时间不过相隔一个来月。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我还想用听故事录音的办法让婷儿尽快学会标准的普通话。因为婷儿在姥姥家学成了一种奇怪的口音半河南,半湖北,再夹杂一些不标准的普通话。一离开湖北,我就开始随时纠正婷儿的语音,并要求她只许用普通话与我对话。我认为,尽早教生活在方言区的孩子说普通话非常重要。因为从小听普通话,学普通话,普通话自然说得标准,对识字和阅读有直接帮助。如果普通话学得晚,孩子会认为“这不是我的语言”而不愿意说;就是肯说也不容易流利。这不仅影响早期阅读,还会减缓把书面语言变成思维语言的进程,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很不利。

  今天写昨天学的“宫”和今天学的“奇”,我就有意识地教她笔划顺序,坚持要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许把一笔写成两笔。同时注意字的间架搭配。不错,写会了“宫、奇、可”三字,自己又画了个“口”,加了个“玉”,写了个“国”字。

  我之所以采取自己录音的方式,不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现成的故事磁带卖,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妈妈的声音比买来的故事磁带更亲切,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美国当代儿童心理学专家劳伦斯·沙皮罗认为,故事是影响孩子思维的最好方式、因为孩子们会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听与读,你的参加更是会带来无法比拟的魔力。为使这些故事录音对婷儿具有长久的吸引力,每次给她念书的时候,我的语调都非常有感情,遇到不同人物的对话,我总是用音调的高、低、粗、细来加以区别。至于语速,则不快不慢,快了孩子反应不过来,会因为听不懂而失去兴趣;慢了孩子形不成“词”的概念,不仅妨碍理解,还会影响孩子的思维速度。

  三、常识

  这段时间我们录下了大量好听的故事,有连环画上的,也有字书上的;有成套的《彩色世界童话故事》《昆虫世界漫游记》《一千零一夜》《小无知奇遇记》《孔雀石箱》等等,也有单本的《神笔马良》《戴铃档的猫》《天鹅湖》《海的女儿》《小国王奇遇记》…这些书和故事就像一个聚宝盆,装满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在婷儿能够独立阅读字书之前,她总是听了又听,看了又看,不断地从里面吸取精神营养。

  现在教她常识或是从她的提问入手,或是就眼前的事物谈起。婷儿爱联想,常有“大桥的桥和瞧你的瞧是不是一个字”这样的问题,我便从两个字的字义不同讲到偏旁不同,同时尽量把与“桥”同音的字讲给她听,如乔木的乔,又从乔木讲到灌木,趁机教她学会区别这两种植物。

  儿童教育学家们说,多读多听生动有趣、语言优美的故事,可以使孩子的语言优美流畅。这正是婷儿听故事的直接收获。常常是头天晚上才录的故事,第二天就有故事里的词汇或句式出现在她的语言中。我清楚地记得,听过《海的女儿》,第二天上楼梯的时候婷儿就说:“我走路也要像水泡一样轻盈。”婷儿3岁生日时,她已经能绘声绘色地把很多故事揉台成一个大故事,当时足足记下了8O0多字呢。

  很明显,这种“联想识字法”和学校的系统教学有很大不同。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参加某个年级的考试,而是为了继续开发婷儿的智力,让她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并在快乐的学习中发展联想能力,积累学习方法。这种“快乐体验”将成为孩子热爱学习的心理基础,比识字的数量和速度都重要得多。

  快乐的星期天,到户外去学习

  婷儿运用“联想法”学到了不少字词和知识,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一天,我让她向我们的第二任主编文爷爷问好,婷儿问过好后接着就问:“文爷爷是不是蚊子的蚊?”还有一次,住在我们办公室隔壁的著名作家周克芹问婷儿:“你姓什么?”婷儿认真地回答道:“我姓谈,痰盂的痰。”(我爸爸依祖姓给婷儿取了个别名叫“谈蕙”,婷儿很喜欢。最出彩的一次是,婷儿问省音协的安爷爷:“你是不是姓安徒生的安?”把安爷爷高兴坏了,连连夸奖:“这个小不点儿还知道安徒生呢,不简单!不简单!”

  尽管白天表现得好,晚上就有故事听,但每天开会的生活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太枯燥了、一连开了6天会后,星期天早上婷儿一睁眼就央求我说:“妈妈,我们今天别去整党了好吗?”“好哇!”我说,“因为你前几天整党表现得很乖,今天妈妈要给你一个大奖品,带你到郊外去玩儿。”婷儿高兴极了,起床的动作比哪天都快。

  说话数数都要快,训练思维速度

  吃完早点,婷儿就忙着和我一起收拾出去要用的吃的喝的看的,然后乖乖地让我把她抱进她的“专车”一一自行车后座的小藤椅。那时候,还没有人生产自行车上带小孩儿用的小椅子,为了防止婷儿在车上打嗑睡时摔下来,我土法上马,把一只小藤椅的腿踞短,牢牢地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等婷儿坐进去以后,再用绳子把她固定在小藤椅里。

  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在大量研究智商测验成绩时发现:“决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心理活动的速度。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题目:说出数列3,6,9,12....在这个题目上,没有人会感到困难,也没有人会出现错误,但是,有的人可能在几秒钟内说出十几个数字,有的人则只能说出几个。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将在那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上得到同样的表现,也就是说,对容易问题回答很快的人,对困难问题的回答也快,反之亦然。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的速度差异,是决定智力差异的基本的和固有的基础。”

  婷儿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她的安全、为了让她从小树立安全观念,我总是随时随地把我采取的安全措施解释给她听。比如说,过马路为什么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还得走斑马线?过十字路口为什么要“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稍等”?到小饭馆去吃饭为什么要自己带碗筷?小朋友为什么不能给陌生人带路?等等... 我认为,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安全教育应该放在第一位、只有确保孩子是安全的、健康的,才谈得上进行其他的教育。

  我在《自己测智力》上看到这段话后,就把训练思维速度纳入了婷儿的培养计划。具体做法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说一遍就要听”,主要是通过快速算数来促使婷儿加快对信息的反应速度。不论是书上画的还是实物,只要有简单计算的机会,我都要请婷儿数一数,算一算。数数的时候,我要求婷儿看和说的速度要尽可能快,不许“嗯嗯啊啊”地磨蹭。

  对这么小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你不能指望她听一遍就行了,你得反复在需要注意安全的情境中重复输入信息。在去郊外的路上,我们要路过全市最大的十字路口,1984年,成都币公安局每个月都要在这儿公告交通事故伤亡人数。路过这块巨大的公告牌时,我特地停下来一字不漏地念给婷儿听,还悲伤地提到那些死者的妈妈有多么难过,那些伤残的人们有多么痛苦,末了还要和婷儿一起祈祷:这样的悲剧千万不要发生在我们和亲人的身上。(后来我们再从这儿过的时候,婷儿总是要提醒我注意这块公告牌,我也总是用悲叹和祈祷来加深她的印象。这种做法使婷儿养成了自觉注意安全的好习惯,“不论做什么事,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共识。)

  广泛数数的同时,我经常让她比较有明显差别的物体,教认形体并数清各种形体的数量。教她加减计算的时候,则不强调快,只强调准。因为只有建立在准确基础上的快才有意义。事实上,当婷儿已经习惯于快速反应的时候,也就不习惯慢腾腾地磨了。这时候我反而要提醒她不要慌,不要急于把没有核对的结果拿来交账。

  骑过公告牌之后,婷儿问我:“成都为什么有这么多车祸?是不是有些人不怕车祸?”我告诉婷儿,车祸是人人都怕的,就像人人都害怕得癌症一样,但是很多人都有侥幸心理,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厄运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于是,尽管谁都喜欢健康和安全,却总是有人不幸地成为车祸、犯罪和病魔的牺牲品。

  遇到分配好吃的东西,更是趣味教学的好机会。婷儿过生日的时候,我问婷儿:“罐头里还有7个荔枝应该怎样分配?”那天晚上,她用玩具计数器算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从“你吃7个我吃3个”之类的方案中,做出了“你吃4个我吃3个”的正确选择--模仿“孔融让梨”,双重正确。最后,我们一人吃了3个,多出来的那一个荔枝先是做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教具”,然后才被我们愉快地分享了(我本想把这个荔枝奖给她吃,但考虑到“孔融让梨”不能假让,还是“狠心”吃了一半)。

  我知道,这段话里有几个婷儿不懂的词汇,如“侥幸心理、自欺欺人、犯罪、牺牲品”,我就像念故事的时候一样,遇到生词就随时给她解释,决不稀里糊涂地绕过去、你可能会说:孩子这么小,这么难的词汇解释了她也听不懂,记不住,解释了又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孩子这一次记不住和懂不懂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在“采取行动处理不懂的问题”,你解释生词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教给孩子学习态度和方法。如果大人在传授知识的时候遇到难点、疑点就绕过去,孩子就会养成“不求甚解”的坏习惯,日后在学习上肯定会把漏洞百出当正常。

  除了识字和算数,画画和看图说话也在随机进行。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掌握技能(我把婷儿的技能训练放在小学阶段),而是为了在3-6岁的宝贵时段有效开发智商和全面激发求知热情。

  为了让婷儿养成不懂就问的好习惯,我不仅让婷儿遍到生词一定要弄清楚,而且在看到不认识的东西或遇到不懂的事情时,也要随时让她弄清楚,让她习惯于“视野之内不存疑点”。如果遇到我也不懂的事物,我就会对婷儿说:“等我们问一个懂的人,或者等我们回去查书吧。”这时候,婷儿就会说:“我要记者提醒妈妈!”

  婷儿画画的进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更专心,更好学,有点入迷劲。二是画的对象增多了,从太阳,花草,男、女孩,逐渐增加到蝴蝶、蜻蜒、鸟、蝌蚪、果子、房屋、河流、桥、兔子、小鱼、金鱼、云彩。下半年让她参加幼芽艺术班学绘画,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我把婷儿搭到城边后,便寄存了自行车,换乘专跑郊区的公共汽车。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在野外步行谈话更方便,回来时婷儿疲倦了也不必走路,下了汽车就可以上她的“专车”接着打盹儿。

  看图说话时,婷儿习惯性地要海阔天空地去编。我要求她首先按图上的事物说,做到之后又教给她如何组织材料,有动物时先说动物,再通过动物的眼睛去看周围的景物,没有动物时,就先说周围的东西,再说大的东西。刚才,我请婷儿又说了一张画,只提示了一下先后的原则,婷儿说得很好、以后有时间专门记几段她的看图说话。她说的是自己画的图。我想这种训练,将有助于她进一步注意构图的内在联系,并增强她的表现欲和表达能力。

  车行一刻钟,就到了真正的农村,大片大片的麦苗和油菜花,正等着我们去享受它们的芳香,探索它们秘密。下车后,我们拐上了一条河边小路。在开始新的谈话之前,我先任婷儿无拘无束地撒了一阵欢,婷儿看见一朵野花就欢呼着扑过去把它采下来,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把各种各样的花。

  为了让婷儿体验学习的实用性,我让婷儿给姥姥、姥爷写了三十几个字寄去,并寄去两张她的画,婷儿在信中提出“请姥姥给我写点小信”,姥姥每次回信,都没忘记专门给婷儿写张“小信”。

金沙易记域名4166注册,  我们的话题就从“你认识这些花吗”开始了、有些花婷儿从书上见过,就兴奋地对号入座,有些花婷儿没见过,就请我告诉她。我们先确认了这些花的名称,然后再比较花的颜色和形状。在比较形状的时候,我顺便就把花的构造讲给婷儿听,婷儿自然而然地就使用起“雄蕊、雌德、萼片”等专用名词,而且实实在在地懂得了它们的含义。在教婷儿认识紫云英的时候,我顺便讲到了“绿肥”和“化肥”,并把正在田间施肥的农民指给婷儿看,当然,在婷儿惊呼“好臭”的时候,正好讲讲“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道理....

  可惜的是,学英语的事还无法搞,因为买不到有声教材,我又不会。在湖北老家的时候,婷儿每天晚上还在电视机前看半小时的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从1岁8个月看到两岁11个月。这一年多的经历在婷儿进外语学校上初中的时候才显出它的效果,婷儿告诉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英语是自己的语言,就像母语一样。”其实,这就是幼儿时期印刻在大脑里的信息在起作用。

  对婷儿来说,这样的星期天玩得最有趣,也学得最有效。因为在幼儿阶段,孩子学习的“内驱力”还谈不上崇高理想,坚强意志,高尚志趣或形势压力,要想有效地开发智能,必须依靠天性中的好奇心和求趣心。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带婷儿出去玩儿,每次都要在有趣的玩耍中教给她各种知识。许多家庭也常常带孩子到公园去玩,但很少注意引导孩子认识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孩子除了活动身躯,呼吸新鲜空气外,没有多大收获,往往玩了一整天,回家只会说一句话:“今天我和某某到公国去玩了的”,实在是很可惜!

  婷儿上小学之前,我还买不起电视机,婷儿也未能继续跟着电视学英语。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得庆幸。如果当时家里就有电视机,我很可能会像其他人一样,把电视机当保姆,让孩子一连几个小时呆坐在电视机前被动地看电视,自己去忙其它的。这样就不可能在婷儿的智力开发和情商培养上花那么多的时间,下那么大的功夫,婷儿也决不会有今天。

  选择幼儿园,谢绝上全托

  欧美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脑电波和睡眠时的脑电波非常接近,这种状态对于6岁以下的孩子来说,显然是在耽误刺激大脑发育的最佳时段。据我观察,那些用电视机当保姆带大的孩子,最容易养成懒得动脑筋的坏习惯,因为和电视机在一起傻傻地看就够了,没有人迫使你做出反应、除非是大人陪着孩子边看边问边讲,把电视节目当教材,才能起到扩大幼儿知识面的作用。即使如此,对两岁以下的幼儿来说,仍然不如用实物作认知对象的效果好。

  每天带婷儿上班,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忙。每天早上闹钟一响就忙得像打仗,直到晚上婷儿终于睡着了,才能结束“战斗”,把注意力转移到电大的教材上。

  在婷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主要是把电视剧作为教她认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教材,在促进思维能力方面,电视只被用来训练过婷儿快速观察和描述活动画面的能力,那时她已经读小学四年级了,已经有能力进行具有相当难度的快速思维训练了。

  邻居小袁觉得我的处境太狼狈了,主动托付她女儿的班主任(一个全托幼儿园小班的老师),私下允许婷儿混在班里度过白天。我正在庆幸白天终于解放了,没想到,第三天没到中午婷儿就大哭大闹非要回家不可。老师怕领导发现,赶紧让小袁领回了她。我觉得很奇怪,婷儿是很喜欢幼儿园的呀?为了表达这种喜欢,她还“得罪”过人呢一一在姥姥家,她曾幼稚地告诉邻居:“丁爷爷,我对你没有感情,我对幼儿园的老师有感情!”

  从小多做事,益德又益智

  我抱歉地请小袁代我向那位老师致歉,并批评婷儿做得不对。婷儿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幼儿园又不教唱歌,又不教跳舞,也不讲故事,还不许玩玩具,我才不上这个幼儿园呢!”小袁不以为然地说:“小班是这个样子嘛!”她热心地劝我应该让文联帮我联系进这个幼儿园,文联人事处也愿意给我一个全托的指标,那几天,正在等我回话呢。

  这里说的“做事”,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小家务,另一个是小事务。

  可我从婷儿的反常表现中意识到,这个幼儿园大概就是那种“单纯保育化、照看化”的老式幼儿园,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不到什么东西,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像同事给我联系的第三幼儿园,实行的是开放式教学教育,各种智力玩具都在几块大门板上堆着,小朋友想玩就玩,玩过了把玩具放回原处就行了。

  婷儿3岁起,就开始承担一些打扫家庭卫生的任务,每次吃完东西,桌面和地面的果皮和瓜子壳都由她收拾。上街买东西的时候,问路、问价钱、请售货员过来、提要求等简单的事务,都是由她出面去办。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排队,也是由她上前去向服务人员和排在前面的人说明情况,请求得到优先照顾。这些事,婷儿每次都办得很成功。为了不让婷儿产生道德观上的混乱,我事先已经教过婷儿:“用欺骗或耍赖的办法插队,是令人讨厌的自私行为。如果排队确实有目难,应该正大光明地请求帮助,只要你说得清楚需要帮助的理由,人们一般都会让你优先的,因为中国人有尊老爱幼的好习惯。但是如果你说不清楚,那我们就只好不办这件事了。”婷儿十分清楚“加塞儿”和“请求优先”的区别,每次得到照顾,都忘不了真心诚意地向那些好心人连声道谢。

  我带婷儿去三幼考察过几次,她对三幼很感兴趣。要上这个教学示范幼儿园的话,还得再等几个月,但考虑到一旦选定幼儿园就得一连呆三年,我还是情愿等。

  我让婷儿从小多做事,并不是因为需要她分担家务。我这样做的惟一理由是:多动手、多办事,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和性格培养具有其它训练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

  至于上不上全托,尽管我深知全托的指标来之不易,也明日上全托大人轻松,我还是谢绝了人们的好意。

  美国哈佛大学的威特伦学者花费了40年时间,追踪观察了256名波士顿少年,结论是:从小爱劳动、能干事的孩子成年后,与各种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比不爱劳动的孩子多两倍,收入多5倍,失业少16倍,健康状况也好得多,生活过得美满充实,因为劳动能使孩子获得各种能力,感到自己对社会有用。

  我的想法是,别说是不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即便是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也不能让孩子去上全托。因为6岁以下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家庭的个别教育。他们注意力极易转移;情绪很不稳定;意志非常薄弱;不适合以集体教育为主。他们离不开父母的体肤接触、细腻的情感交流,他们在语言模仿、动作发展,性格塑造等重大方面都离不开父母的个别教育、如果不能每天都得到这种只能来自家庭的个别教育,就会失去促进孩子成长发展的主要环境和动力。为了天天都能给婷儿开“精神小灶”,我是绝对不会让婷儿上全托幼儿园的。

  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的个体成长也需要劳动和制作。因为劳动和制作需要动手,手上大量的神经束通向大脑,促进脑神经元的发育和完善;还因为劳动和制作,肯定伴随思维和想象,必然促进智力发展,所以自古以来都把“心灵”和“手巧”连在一起,相互促进。

  既然如此,婷儿就只有跟着我继续整党了。

  婷儿很爱劳动。(1985年5月)12号买的3斤土豆全是她洗的,我只说了一下洗的方法。13号拌的黄瓜是她洗好切成块的,还有中午炒肉用的蒜和姜。当然用的是“杀人不见血”的餐刀。

  没过多久,我在报纸上看见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要招一个戏剧理论专修班,五月份考试,学制两年,班主任是余秋雨。另一个是成都有个待业妇女办了一个私入幼儿园,离我家只有两站路远。我很兴奋,吃过午饭就到家庭幼儿园去考察。那儿的条件虽然简陋,老师也只有女老板一人,可十来个孩子们玩得还挺高兴,收费也不算贵,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就可以入园,我马上就给婷儿交了费。回到单位我赶紧就向李累主编汇报,希望领导批准我脱产补习中学的文化课,以便能考上余秋雨带的这个大专班。

  婷儿扫地比过去干净,衣服叠得比过去稍整齐一点。玩具床收拾得很好,不比我收拾的样子差多少。

  李累主编非常重视给年轻人提供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不仅同意由编辑部支付我的进修费用,而且特地向文联党组打报告,批准了我的补习计划。我也不辱使命,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的激烈竞争中,顺利地通过了文化课考试,专业课考试和面试自我感觉也不错,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我们编辑部组织了一批稿件,才坐上火车回到成都等消息。

  卫生方面能自己冲澡,只需帮她洗背。如不冲澡,只需帮她倒热水和洗一些难洗的地方,水温她自己掺冷水调。不随地吐痰,果皮果核都吐在盘里。

  我到上海考试期间,婷儿就全托给那家私人幼儿园。为了让婷儿在我离开的20天里得到好一点的照顾,我特地多付了10天的全托费,老板大妇也再三地让我放心。可当我回来接婷儿的时候,婷儿瘦得我都不敢认了,那块崭新的洗脸毛巾也变成了一块脏兮兮的黑抹布。对此我虽有思想准备,但是,当婷儿捡起地上的馒头就连忙往嘴里塞的时候,当婷儿在洗澡盆里露出一根根肋骨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忍不住痛得发抖。

  暑假,我考试,婷儿就到我表姐那去住了两个半个月,回来后每天午饭都由婷儿洗碗,通过坚持做没有趣味的事来练毅力。

  我至今也不知道婷儿在那20天里到底遭了些什么罪,因为我不想去问亏待她的人,也不准备再去上那个私人幼儿园。我只是在从湖北回来之后重新开始的“育儿日记”中匆匆写道:

  早教专家冯德全说:会生煤炉的孩子最懂得工作的步骤,因为他积累了经验,掌握了规律,他的能力在各种场合又互相迁移。而很少劳动的孩子就会失去这一切。早期劳动和制作,还能培养起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的品质,养成劳动的习惯,培养起乐于创造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从小不劳动和不会操作的孩子,他一生就可能失去以上优良的品质和品德。

  ....分别20天后,婷儿在记忆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断层,对姥姥舅舅的印象突然淡漠了,原来会背的唐诗几乎都忘了。原来的一些习惯也没了,爱卫生的习惯和饮食上的习惯,好的坏的都没了。性格上也发生了变化,天真活泼减少了,猜疑心、小心眼多了。委琐,易怒,爱哭,渴望爱抚和拥抱。脸也瘦了,被蚊子咬得一脸一身都是疙瘩。我费了很大的劲来矫正她的性情习惯,恢复她的身心健康,最后决定请个小姑娘来帮我照顾她。一个月后,婷儿才复原。当时我很担心这20天的经历对她今后留下不良影响,一直在小心地认真观察。现在(两个月后)看来,这20天的经历没有留下什么不良影响。

  让一个已经习惯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懒虫改变好逸恶劳的恶习是很困难的,这往往需要一整套奖励和惩罚的制度才能奏效,而且不一定能做到从内心变得热爱劳动。但在把模仿大人当游戏的幼儿阶段,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却并不难。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刚会走路的孩子,就有了帮妈妈做事的要求,两岁时会帮着递送物品,3岁时便产生了参与成人生活的愿望,4-5岁时就能自己收拾玩具、衣服和洗刷自己的碗筷,这说明孩子的娇懒不是天生的。从人的本性来讲,是愿意做事的,只怪父母过分照顾,事事都要包办代替,才使孩子养成了不劳而获、娇懒成性的恶习。

  那段时间,我父母每个月省下10块钱支援我一半保姆费,直到婷儿终于上了三幼。

  对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不在幼儿时期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和办事能力,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

  妈妈的遗憾,错过了和余秋雨的师生缘

  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调查,调查发现:亲子之间的纠纷,大多源于子女过分依赖父母,使父母感到力不从心,子女则因为某些要求没得到满足,而埋怨父母无能。那些从小习惯于大小事都依赖父母的孩子,成人后的自立自理能力都比较差,遇事总是指望着父母一帮到底。随着子女的需求和父母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互间的不满和怨言也与日俱增,以至出现纠纷和冲突。这些孩子很少考虑自己为父母做了什么,他们把父母为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看作理所当然,一旦父母失去了自理能力或劳动能力,这类人很少去尽起码的孝道。

  1984年7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理论专修班录取,而且是4O名幸运儿中的惟一女生。手捧录取通知书,我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考上了专业对口的名牌大学,可以受教于我景仰已久的余秋雨老师当时,余秋雨在专业圈外还并无名气,我对他的好感完全来自于他在戏剧理论专著中表现出的独到眼光和开放心态:忧的是如果我到上海去读书,婷儿怎么办?

  城里的独生子女父母也许并不一定需要孩子出钱赡养自己,但是得不到惟一的孩子对自己的关爱和体贴,总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农村的孩子们目睹父母的劳动,也参与一些辅助劳动,对父母的辛苦有直接的体验,大多都比城里的孩子心疼父母。城里的孩子很难体会到父母工作的艰辛,更需要让他们在家务活中体验父母的劳累,即使家里有保姆,也应该让孩子洗自己的小衣物和打扫自己房间的卫生,以免养成“少爷作风”。

  在上海考试期间,我曾专门到上戏附近的幼儿园去问过,像婷儿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上海上幼儿园的。我也到街道里弄去打听过寄放孩子的价钱,即便是条件很差的人家,连吃带用一个月最少也要交60元钱,也就是说,交完托儿费我的全剖收入就只剩10块钱了,虽然进修费由单位帮我出,但我又要吃饭又要买书,10块钱根本无法生存。

  其实,做家务也是孩子拓展知识面的好机会,比如说,我教婷儿洗袜子时,就谈论肥皂和洗衣粉的去污原理;婷儿协助我做菜时,就谈论糖或盐的溶解、浓度,味道和味蕾的关系等等。我们的开场白通常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左右为难之际,又是母亲向我伸出援手,让我把婷儿再次送到湖北。可是这次我却不能接受母亲的好意。因为我弟媳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把婷儿推给母亲,让母亲同时带两个婴幼儿,不是要减我妈的寿命吗?我可不能这样自私!

  灌输双重标准,练习宽容待人

  如果把孩子寄放在成都,我自己走上海,那也是一种自私的选择。我到上海考试的那20天婷儿在私人幼儿园已经遭了不少罪,不良后果好不容易才消除掉,我可不敢重蹈覆辙。

  我对婷儿要来很严、很细,一次都不肯放宽标准,婷儿对别人亦表现出这种要求甚严的态度。我要求她做事情和纠正错误都要做到“说一遍就听”,她也要来我说一遍就听。我当然很听话,但别人就不可能按我们的标准行事了。婷儿在弄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之前,不止一次地陷入双重标准带来的心理冲突之中。婷儿曾不止一次地哭着问我:“为什么比我大的我也要让,比我小的我也让?”“为什么他这样就可以,我这样就不行?”

  就此放弃到上海读书的宝贵机会吗?我还是不甘心。作为最后一种选择,我找到了婷儿的生父,希望能让婷儿在他身边生活两年。可他也有他的难处。眼看走投无路,我便给余秋雨老师写信说明情况,问他能不能允许我在成都读书,到上海考试?没想到,余老师居然说服院领导接受了我的请求。但我越想越觉得用函授方式读上戏实在太划不来了,还不如在成都在职自学电大,还可保留一个脱产到院校进修的机会。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是在1985年初的探亲途中:

  就这样,我错过了和余秋雨老师的师生缘。半年后余秋雨老师路过成都,想见见我,但不知为什么答应通知我的那位女剧作家没有通知我。两年后,余秋雨老师来信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我自知英语过不了关,只能回信说“谢谢你”。

  2月9比我带婷儿从窗户爬进火车,整整一昼夜,又热又臭又闷,然而最难忍的是渴。婷儿盯着别人的一堆“手榴弹”(塑料包装的水),愤愤地说了半天:“哼,光顾自己不顾别人!”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制止她,“手榴弹”的主人却被婷儿的神情所打动,递给了她一瓶,使我的说服教育工作增添了不少力量。

  说来也奇怪,这种有缘无份的情景竟然也发生在我父亲和余秋雨之间几年后,我万分惊讶地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看见我父亲的身影!那时候,余秋雨的大名已经和《文化苦旅》一起响彻神州大地,国内国外都好评如潮。余秋雨在“后记”中写道:“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五位中文系教师发表的文章、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余秋雨当然不知道,这组评论的作者就有我父亲严可,鄂西大学学报的这个笔谈就是他发起的,虽然我父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写作课的吸引力,但《文化苦旅》的确使他深感“高山流水遇知音”。余秋雨说自己“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 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不太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她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像我对她那样严格要求,有一次,婷儿竟然因为两个小朋友没有回答她礼貌的招呼而难过得哭起来。别的小朋友做错了事情不能像我们那样“说一遍就听”,婷儿也会像我对她那样要求别人当场从错马上改正,遇上娇宠惯了的孩子,就会发生冲突。我再三教她“对自己要严格,对朋友要宽容”的道理,但她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宽容不来。

  当我看到这段“后记”时,我父亲已经去世。这种有线相知无缘见面的情节重复发生在我们父女身上,简直让人怀疑冥冥中真有一种宿命的力量。

  我在日记里分析着:难道是因为她对宽容缺乏感性认识、没有体验过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么?看来,我今后要想办法让她体验体验宽容的滋味,学点宽容的办法,但要避免把迁就当成宽容。

  放弃师从余秋雨的机会,可以说是我为婷儿做出的最大牺牲,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十几年来,我一想起这些就深感惆怅,以至于忍不住说了这些题外话。好在婷儿培养得十分成功,我的牺牲也算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情况其实是“严格有余,从不迁就”,可惜自己还缺乏认识。直到我第一次在婷儿面前情绪失控,我才做出了真正有效的反思和调整。

  严格地说我甘愿为婷儿牺牲的行为,仍然停留在“血缘爱”的范畴。在我看到婷儿寄放在私人幼儿园的不良后果之前,我对“血缘爱”的重要性是缺乏认识的。

  那次令我感到惭愧的经历,发生在1985年6月19日,快到电大期末考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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